往来网·文学频道9月6日[钱国丹专栏]编者按：著名评论家洪治纲先生《让苦难凸现出人性的光泽——钱国丹小说简评》。

   洪治纲先生：著名评论家，现任职于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中心。1965年生于安徽东至。1991年于浙江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毕业。已发表各种文字130余万字。出版有《审美的哗变》（百花文艺出版社）《整合与阐释》（作家出版社）、《永远的质疑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）、《浙江20世纪文学史》、《零度疼痛》（花城出版社）、《清平乐》（浙江摄影出版社）、《2002中国短篇小说年选》等。曾获首届中国冯牧文学奖“青年批评家奖”得主、第八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、第四届浙江省政府鲁迅文艺奖《当代作家评论》年度优秀评论奖等多种文学奖项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，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，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评委。

让苦难凸现出人性的光泽
——钱国丹小说简评

洪治纲

　　钱国丹是一位令人感佩的作家。在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里，她一直努力地经营着自己的艺术世界，不急不躁，从容舒缓，将她笔下的“郑家湾”打造得鲜活丰实，且又不乏历史的幽深和世俗的温情。无论是《师道》、《弃妇》、《饿殍》，还是《家祭》、《自戕》、《银杏悲歌》，包括近作《快乐老家》，读来都是温婉亲切，意味绵长。

　　我喜欢钱国丹的小说，是因为那里浸润了作家特有的宽厚之情。这种情怀，看起来似有似无，却以人物的柔韧品质或亲情伦理，在叙事话语中不经意地缠来绕去，不断地牵动着读者的神经，让人不时地涌出一股股暖意。倘若深而究之，我以为，这便是一种源自创作主体内心深处的体恤情怀，是一种对苦难、对命运的敬畏，对历史、对现实的宽容。正是这种情怀，使她的小说沿着世俗生活滑行的时候，又总是能够从容地提升一步，呈现出某些让人倾慕的品质来。就像《弃妇》里的姑婆淑贞，受尽了人间的耻辱和灾难，却始终不悲不怆，不怨不弃，平静而顽强地守护着属于自己的命运。

　　这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，对风雨人生的呵护。它所折射出来的，是作家内心里罕见的旷达之情。和大多数作家一样，钱国丹的小说也离不开对底层苦难的直接表达，离不开对历史和现实重压之下的生存境域的执着探究。大到家仇国恨，民族灾难，小到家法族规，以至痴男怨女，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，细腻地展现在她的笔端。如《师道》对抗日战争的叙写，《饿殍》对三年自然灾害的再现，《银杏悲歌》对“大跃进”的灾难性展示，《家祭》对“文革”暴力的叙述，以及《自戕》、《婚姻》对家族文化和婚姻情感的书写……这些都触及到各种尖锐的生存和乖张的人性。但是，钱国丹并没有沉迷于这种苦难的自然情境。她总是让人物以默默承受的方式，迎接着人生里一个又一个无法预测的灾难，痛苦而不绝望，悲伤却不惨烈。他们像沙漠里千年不死的胡杨，将尘世的风雨恩怨全都埋在身体里，精灵般地伫立在大地上，凸现出我们民族所特有的那种柔中见刚、百摧不跨的精神膂力。

　　在苦难里平静地生活，并活出生命应有的尊严来，这是钱国丹小说的魅力之所在。《饿殍》里的“阿娘”就是一个最生动的写照。阿娘“６岁没了爹娘，16岁没了老公，做人做到36岁，天底下能吃的苦水也吃饱了”。但是，“无论日子怎样的难过，阿娘总是快活，总是咧着个嘴巴，露出一口只有一辈子吃糠咽菜才有的大板牙。”16岁守寡之后，阿娘便一个人拖着两个儿子生活；“我”爸进了牢狱，妈带着小弟在十里之外教书，阿娘便穿梭于自己的家与“我”家之间，照顾“我们”四个小孩。这边刚刚忙出头，那边阿娘又开始抱孙子了，“干活的时候，将孙子往背上一绑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，一点也不觉累赘。”阿娘的惟一幸福，也许就是与孵坊的大师傅那一段隐秘的恋情，不料却以大师傅的惨死无果而终……钱国丹就这样一路写下来，阿娘那罕见的坚韧品质，以及对苦难的承受能力，却跃然纸上。表面上看，钱国丹只是写了一个极底层的、无奈而又无助的、甚至有些懵懂的乡村妇女，可是细细一想，那里面又分明地包含了许多非凡的精神，甚或是神性的品质。

　　《弃妇》里的淑贞也同样如此。年纪轻轻便成为弃妇的她，忍受着离亲别子之痛，更忍受着乡村伦理的歧视，守着同样是弃妇的屈少奶奶相濡以沫，将一个个历史的劫难打理得波澜不惊。后来，发迹的前夫想来赎还自己的内疚，懂事的儿子也极为孝顺，但淑贞依然平静地呆在老屋里，毫无苦尽甘来的荣耀和狂喜。《自戕》里的外婆虽然愚昧之极，为了家族的香火，她宁愿当地主挨批斗，受尽各种耻辱和灾难，也在所不惜。但是，她那种极富献身的精神，那种为信念而牺牲的勇气，却让人心受震动。故事里的四妗娘面对一桩无奈的婚姻，毁灭了自己的所有幸福，还依然不忘感恩自己的婆婆。从理性的角度来看，淑贞和外婆都是封建伦理的牺牲品，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进行道德上的评判，而是让她们在那种特殊的环境里，一步步呈现出中国乡村女性特有的宽厚、坚韧和执着。她们活在“利他”的原则中，却并不为这种“利他”精神而自豪，仿佛这是一个女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操守。

　　除了女性的坚韧和牺牲，钱国丹笔下的男性也充满了宽容、正义和血性的气质。像《家祭》里的公公，不仅在外饱受文革的迫害，在家还要忍受刁蛮媳妇的辱骂，但他从来不报怨，更没有专断粗暴的家长做派。他以儒雅的“达理”之姿维系着家庭，而将积郁和疼痛埋在内心深处。这种深厚的人格修养，自始至终地感召了小媳妇孙吉人的灵魂。《师道》里的外公在经历了上海“一二八”的纷乱时局后回到了郑家湾，几番审时度势，他毅然选择办学堂传师道，最终培养了一批保家卫国的抗日青年，为郑家湾书写了一段华美的历史篇章，甚至以高迈的人格赢得了乡村少女秀秀一生的痴情。《银杏悲歌》里不仅写到了白云杉和女儿果果的执着和敢爱敢恨，更展示了郑坚决和阿森的血性秉赋和正义冲动。尤其是郑坚决的“坚决”个性，无论是盲目的，还是清醒的，都显示了郑家湾一带“台州式的硬气”。

　　这种“硬气”，在她的近作《快乐老家》里表现得更突出。身为副省长的廖明远借五一假期回乡省亲之际，意外地发现了他原来的部下、如今的县长莫世风大搞形象工程，甚至鱼肉百姓，由是，他不顾一切地内查外调，在安贫扶弱的过程中，巧妙地铲除了为害一方的贪官莫世风。虽然从思维结构上说，这篇小说还有些落套，但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，廖明远内心的焦灼和挣扎，以及那种近乎执拗的正义感和“台州式的硬气”，仍让人颇受震动。

　　记得斯宾诺莎曾经说过：“人心不是靠武力征服的，而是靠爱和宽容大度征服。”其实，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？一个作家，如果仅仅是将苦难作为人性恶的催化剂，如果只是展示人物在苦难境域里的绝望、怯懦和宿命般的悲天悯人，又如何征服读者的心？钱国丹的小说在叙事上或许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，但是，她在直面苦难的生存境域时，却努力让人物活出人性中某些崇高的伦理光泽，这足以让我们感奋不已。我以为，也正是这种人类赖以生存的价值信念，赋予了钱国丹以一种宽厚的体恤之情，使她笔下的“郑家湾”成为一个虽不华美却异常温暖的世界。